这是一部看完还要再看一遍的电影，始终有几个问题困扰着我。
1. 戈德·威茨格尔是从何时，因为何事突然转变了立场？
2. 究竟该如何评价德莱曼的妻子？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戈德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并执着于专业的技术人，自己生活的单调与沉闷，在遇到德莱曼一家的多姿多彩后越加明显。这种对比很显然的是在表现两种体制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爱和欲，是人都有，不论姓资还是姓社。戈德在剧院看到克丽丝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是因为正如他所说的“真实”还是“美貌”，其实都不重要，因为不论是什么都是“人”所应该表现出来的。此外，他对文化部长动机的窥探，还有国安局那个年轻小伙子的玩笑，都让他的内心有不小的挣扎。可以这样说，在一开始，戈德的天平就已经有了些微的倾向性。
之后的艾斯卡之死，彻底的激怒了德莱曼。他用心弹出那首钢琴曲激起了戈德的情感共鸣，守在楼上窃听室的戈德也不禁流下眼泪，这时的他又像着有血有肉的“人”靠近了一步。
压垮戈德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的上司念给他的那个文件，报告终于还是没有交出来，这一刻人性终于彻底战胜了一切，将虚假龌龊的国家安全丢在垃圾桶里。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克丽丝的行为代表了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里平凡的东德人：在残酷迫害的政治高压下，任何道德准则都是可以背弃的，即使是相濡以沫的夫妻也不例外，他们的信条很平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平安的活下去，如果非要加上数量上的限制，那就是希望自己平安的活下去，这里没有诱惑的价码，只有代价的多少，再大的安慰莫过于“在协助调查上记上一笔”。可叹，不可悲，人性终究就是这番面貌。
搜了搜网上的影评，似乎都忽略了一个细节。德莱曼在聚会上收到了“一把铲子”，“很漂亮，可以用来拌沙拉”，但是当戈德悄悄溜进他家去看的时候，特意给了这个“铲子”一个特写，那明明是个痒痒挠。可怜的东德人，也许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东欧失败的根源吧。
另，看完这个片子，我想到了一句当下颇调侃的话来做为结束，“今天，你被窃听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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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转一篇评论，截去复述情节的部分，以供学习之。其中关于性欲部分的观点，角度独特，观点新颖，相信作者是位善于思考，博学多才之人。
ZT:
性欲 在片子中，你会发现，威茨格尔是个单身汉，他解决性生活的方式很不布尔什维克主义—-召妓。在东德这样一个严密监控的国家，妓女应该是受官方严厉打击 的对象，而她竟还能为国家安全局官员服务，这说明在官方的法律和准则里，普通公民嫖娼是违法的甚至夫妻间的性生活也是具有羞耻意味的，但体制内的官僚除 外，他们可以任意满足自己的性欲。
别害羞，其实我们谈论的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在分析社会主义阵营、宗教历史、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等等案例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专制集权的团体或国家都主张禁欲，甚至主张男女隔离。为什么如此？一时间还真是难说得明白，那么就借片中的威茨格尔来做分析吧。在没有监视德莱曼 夫妇以前，他是个极其冷酷的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他按时上下班严谨逻辑性十足地审问“犯人”给每个学生做量化考察等等，但是他好像缺了点什么，没 错，他没有感情。如果你还是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那么你不妨看几本伦理精神分析学派的著作，比如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相信你就会明白性欲对感情对一个群 体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也会明白什么威茨格尔在第二天会潜入德莱曼的家抚摸他们夫妻做爱过的床单，也会明白为什么他会让德莱曼发现妻子的红杏出墙，更会 明白为什么东德、苏联注定要垮台。
前面说过，在禁欲态度上，专制国家是分两种标准的，对公民严密控制对统治阶层极度开放。事实上，为德莱曼招来窃听之祸的除了他的才华还有他漂 亮的妻子—文化部长乌诺的新猎物，而且他也如愿以偿了。但在片子中，我们还看到了这样一个情景—当克里丝决心离开乌诺时，他一个人惆怅地坐在宾馆 的床边，像摊烂泥。的确性爱不是感情，特别是讹诈而来的性爱，而感情对那些冷血的官僚来说是天上的星星。
告密者 或许你想象不到，片子中秘密警察威茨格尔的扮演者德国名演员穆荷，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档案时，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 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当然，他不是唯一被亲人背叛的人。在东德，总共有90000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5000名告密者，这就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 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告密者，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而他们的报酬无非是如同片子中威茨格尔所说的“给麦克太太在协 助调查中记录一笔”。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如此出卖良心？答案我们可以从文革时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中找到—恐惧。还有，为什么一个国家政权需要这么多公民充当 告密者，事无巨细地监视着社会的各个层面？他们不是代表人民的吗？答案更简单，这说明国家的权贵阶层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 们日常生活的一切，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保护他们高高在上的权利和非法的万贯家财，他们压根不代表不了任何人，他们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兽 性。
宗教 说到告密者，我想到了另一个群体，宗教界。很多关注德国统一后政治走向的同学都会发觉一个极其重要的党派—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它在两德统一后 长期垄断了德国政坛，包括东德唯一的非共c党总理德麦西尔和两届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或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一个右倾的带宗教色彩的党派会有如此大的能量？这 就要从德国的社会历史渊源说起，自神圣罗马帝国时代起，宗教在德国（原德意志地区）一直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即使是在东德时期，教堂在表面上似乎也处在一 个较宽松的环境下，很多异见人士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因此，1989年和平革命的许多领导者都出自宗教界，这也就是后来基民盟的前 身。但表面风平浪静下是极其残酷的镇压。主教艾格特就因为拒绝与当局合作，而受到当局的无情打击，秘密警察们全天24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 隐私，没有自由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他的健康。当然，这并不 是个案，艾格特主教只是受当局镇压的千千万万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这在整个28年民德的统治中司空见惯。
宗教作为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能没有受到布尔什维克渗透的，事实上，在1989年后基民盟风光的背后，却是人们不愿触及的 脓疮。据秘密档案显示，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当局合作，充当当局的告密者，包括德麦西尔，当时他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 管。同是上帝的奴仆，艾格特和德麦西尔却走上了不同的归宿，有人自始至终坚持了信仰而有人出卖灵魂给了魔鬼。
当然，你可以说基督教也曾经犯下了很多罪恶，在道义上也没那么光彩，只是我想说的是当时的神父们手上没有沾上鲜血，而且从历史的广度上看，专制政权比它还要嗜血。
孩子 在民德，或许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才不会惧怕秘密警察，比如那个和威茨格尔同乘一部电梯的金发小男孩。孩子抱着个足球一脸无邪地看着一脸冷峻的威茨格尔，于 是就有了以下这段令每个东德成年人心惊肉跳的对话—-“你真的是国家安全局的吗？”“你这到国家安全局是干什么的吗？”“知道，就是那些坏蛋抓走了我 爸爸”“是吗？”“你的。。叫什么？”“我的什么呀？”“你手中的球啊，你的球叫什么？”“你可真奇怪！球哪有名字啊？”威茨格尔沉默不语。
还好，孩子遇到的是已经动摇了的威茨格尔，很难想象如果他遇到的是别的秘密警察甚至是几个月前的威茨格尔，他的命运都将是黑暗的。我并不是在 恐吓什么，要知道，在东德的28年统治里，有不少青少年就因种种“罪名”而进了“少年管教所”事实上的监狱受到残酷迫害，如同在文革期间，中国各地都有的 “十三岁少年反革命案”“十五岁少女反革命案”。在二战结束后，留给德国的除了遍地焦土还有许多拖儿带女的单身母亲。她们不堪忍受高压携带幼儿逃亡，被捕 之后，母亲下狱服刑，幼儿，就被共c党送给党性坚强的家庭去收养，从此不知生身父母，直至今日。
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儿童少年不是号称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吗？为什么一个个血腥的事实让我们痛苦地看到那些教科书图片笑脸背后的斑斑血泪？是什么让国家机器连孩子都不放过？是什么人甚至惧怕孩子的一句童言？
答案，或许不用说明了吧，我只想说的是—-当面对孩子灿烂无邪的笑脸还能举起屠刀的，就不再是人而是魔鬼了。
说得已经够多的了，我害怕再揭露那段血腥阴暗的历史，我会崩溃，抽根烟后，思绪又开始飘到千里之外那个诞生了马克思、黑格尔、歌德等等伟人也 崛起了希特勒、昂多纳等等枭雄的国度，我略微惊讶地发现：当德国人拷问自己时，他们有了辉煌的文明；当他们拷打世界时，就有了一战二战，同样，当他们自虐 时，就有了民主德国；而当他们清醒时，就有了柏林墙的倒塌。
当然，一个把公民当作敌人镇压的国家是不值得为它的覆灭而叹息的，相反，我们应该踩在它的尸体上欢歌，庆祝我们所夺回的未来，也为每一个曾经 被它夺去自由、幸福甚至生命的普通人默哀祈祷。影片没有一个柏林墙的镜头，但既然我们谈到了东德历史，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绕过这堵墙，当它在机关枪的保护下 建立时，注定需要无数发的子弹维持它的存在，而它保卫的不过是凌驾于1800万东德人头上的东德共c党和它身后暴虐的红色帝国。
让我们记住这些数字，一个残暴的政权曾经以“国家”的名义让一个民族流尽了鲜血和泪水，更可悲的时，那些普通人的名字早已经无从查起，留下的只是染血的数字：
解密的前东德情报机关侦查档案一共有125英里长，藏有21亿2500万页的案卷，重达6250吨， 每一英里大概有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它记录着东德1800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28年东德统治中，1700万人口的国家有85000名秘密警察和175000名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告密者。其中告密者形形色色，或许是 做妻子的、做丈夫的、知己、好同学、饭局上的陌生人、卖报的小孩，或者那个遵从当局给你开损坏脑神经的药剂的医生。这个令我联想起了苏联的肃反、大清洗， 中国的文革、反右派，朝鲜的清洗延安派等等时期，那个路人皆目的时代，同样，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国境上有70万枚地雷，6万枝机关枪，1100只训练有索的狼狗。其中著名的柏林墙全长169.5公里，其中包括水泥板墙104.5公里、水 泥墙10公里、铁丝网55公里。墙高约3.6米。沿墙修建了253个了望塔、136个碉堡、270个警犬桩、108公里长的防汽车和坦克的壕沟。那么滴水 不漏的防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防止普通公民逃离到国外。
即便如此，仍有23000人因逃亡罪而被判徒刑，平均起来，每两天就有一个人逃亡、被逮、坐牢。有78000人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下狱， 也就是说，将近30年来，每天有8个人因为“危害国家安全”而坐牢而他们“危害”的行为可能仅仅是说了句“东德不如西德好”或者像片中那个冒失的年轻人一 样拿罗里克总书记说笑话。
至1965年起，总共有5000东德人越过柏林墙逃出，至少255人在越境时死亡，其中的171人是在试图越过市中心的混凝土墙时丧生的，而开枪的正是号称要保护他们的东德人民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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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不愧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历练下的成熟民族，就连控制国家也是组建了一整套严密复杂而又精确的体制，在这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结构中，只有 极少数是真正有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大多数是投机分子，维系他们组织的不是什么工资、升职、房子，而是恐惧，深深的恐惧。在上面的数字和例子中，我们看到的 只是体制对普通人的镇压，而事实上，在体制内也充满了阴谋、窃听、暗杀等等“红色恐怖”。就拿片子中的文化部长乌诺和库尔威茨上校来说吧，乌诺打压德莱曼 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德莱曼是个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更是为了占有他的老婆克里丝；而库尔威茨上校也不仅仅是因为保卫官方意识形态和献媚部长，更深地还有勒 索部长得到升迁的意图。这样互相利用你尔我诈暗中放箭就成了整个东德政权事实上真正的“主义”，至于所谓“马列主义”那只是个遮羞布，而这就是专制制度下 必定全民犬儒主义化，比如片子中那个冒失的年轻情报员和库尔威茨上校就毫不在意地嘲笑罗里克总书记的愚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的1956年起，官方 也是有着严密控制社会的意图，只是那帮从延安窑洞出来的土冒除了掀起一个个有始无终破坏力远大于控制力的群众运动外，却拿不出一套构建官僚统治的架构，当 然，从成本角度、领导人性格来看，在中国发生的可悲可怜的混乱的确不可能同于千里之外的东德。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个在柏林墙射杀逃亡者费希特的下士施莱伯的案子。在事件过去的35年后，他被联邦德国法院被判处缓刑21个月，而他 一直否认自己有罪。这个案件涉及到一个新的极其深刻命题—作为普通执行者的责任或者受害者追求正义的尺度有多大，到底谁该为罪恶负责？那些处于高位的 领导人可以说“我手里没有沾上鲜血”；普通的体制内人员也可以说“我做的一切都是按照宪法和责任行动，我们没有违法。更何况法律是全东德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的也就是全东德人承认的。”；而那些平民告密者则可以说“我们是被迫的，当时所有人都在出卖别人”。好吧，到底谁是凶手？
我就以一个前东德部长说过的话作为参考吧：“不必问太抽象的问题，”他说，“问问自己几个最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决定自己究竟是否昧了良知，譬如 说–人们为了自由而被射杀在柏林墙下的时候，你的立场在哪里？”同样，我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们在没有犯任何过错就被政权剥夺自由甚至生命 时，你还会拥护这个政权吗？你的良知何在？”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两德统一后有很多执行者、告密者受到审判，但它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也不需要被审判 —-因为建立体制的维系体制的承认体制的恰恰是每一个普通的东德人。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 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21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特别是当下的中国社会。
不得不承认，中国还是个人治的社会，当德国人通过法律清算过去的罪恶、通过影片给历史做手术时，这个国家仍然对过去政权所犯下的罪行保持沉默 甚至刻意隐瞒。一个敢于审视自己肮脏过去的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而一个没有赎罪感没有反思精神的民族根本不配谈“民族崛起”，充其量，它只是在延缓另一场 残酷内斗的到来。当德国人摘下窃听耳机，最终走出黑暗的20世纪时，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有人正冷酷地关注监控互联网的屏幕，这个中国版的“监视风暴”正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隐无声息却时时刻刻地上演着，只是我们扮演的却是德莱曼的角色。
